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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关于生活态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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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关于生活态度的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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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平凹关于生活态度的句子

本文目录

  1. 书中那些惊艳的励志句子
  2. 求贾平凹或者史铁生的语言特色

[One]、书中那些惊艳的励志句子

书中那些惊艳的励志句子,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需要表达自己情感的场合。其实,说话也是一门技术活,学生在写作时的文采好的话也能在卷面上得到高分。下面分享书中那些惊艳的励志句子。

〖One〗、山川是不卷收的文章,日月为你掌灯伴读。——简媜

〖Two〗、我欲穿花寻路,直入白云深处,浩气展虹霓。——黄庭坚

【适用主题】梦想与奋斗、追求理想、自我超越、青春

〖Three〗、谁终将声震人间,必长久深自缄默;谁终将点燃闪电,必长久如云漂泊。——尼采

【适用主题】关于沉默的力量、坚持、厚积薄发

〖Four〗、我感到自己仿佛变得蔚蓝,变得无边无际,眼睛和指尖上,栖息着无数的星辰。——马林·索雷斯库

【适用主题】感受自然、发现生活中的美

〖Five〗、对于盲目的船来说,所有风向都是逆风。——《哈佛凌晨四点半》

【适用主题】人生目标、波逐流现象的反思、迷茫与坚持、青春成长的烦恼、人生方向

〖Six〗、心如槁木不如工愁善感,迷蒙的醒不如热烈的梦。——叶圣陶

【适用主题】人应当生活得有激情,痛并清醒地活着之类的立意

〖Seven〗、生命的历程就像是写在水上的字,顺流而下,想回头寻找的时候总是失去了痕迹。——林清玄

【适用主题】岁月、勿忘初心、珍惜青春时光、保护民族传统文化

〖Eight〗、青春是萤火绚丽的流动银河,灿烂却也极致短暂。——《萤火之森》

【适用主题】青春,珍惜,美好的事等

〖Nine〗、每个人为了活下去都必须找到点燃自己心头之火的力量,那烈焰就是灵魂的食粮。——刘同

【适用主题】追求理想,全心热爱,精神力量等

〖Ten〗、当你为错过太阳而哭泣的时候,你也要再错过群星了。——泰戈尔

【适用主题】学会正确看待人生的得失,错过与机遇,时光飞逝且行且珍惜等作文立意

1〖One〗、以清净心看世界,以欢喜心过生活,以平常心生情味,以柔软心除挂碍。——林清玄

【适用主题】处世智慧,淡定从容等话题

1〖Two〗、若能澄心净耳听,万籁俱寂亦是韵。——简媜

【适用主题】关于心态决定生活的质量,保持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等立意

〖One〗、刻意去找的东西,往往是找不到的,天下万物的'来和去都有它的时间和地点。是你的,就是你的,不是你的,就不是你的。——三毛

〖Two〗、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人来说只有一次。人的一生应当这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为为人卑劣,生活庸俗而愧疚。——奥斯特洛夫斯基《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Three〗、心中有爱,就没有悲伤。不能让悲伤绝望把心里最柔软的地方填满。——阿诺什·艾拉尼《没有悲伤的城市》

〖Four〗、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我觉得人的脆弱和坚强都超乎自己的想象。有时,我可能脆弱得一句话就泪流满面;有时,也发现自己咬着牙走了很长的路。——莫泊桑《一生》

〖Five〗、世界不会在意你的自尊,人们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就。在你没有成就以前,切勿过分强调自尊。——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

〖Six〗、好多人在说自己孤独,说自己孤独的人其实并不孤独。孤独不是受到了冷落和遗弃,而是无知己,不被理解。真正的孤独者不言孤独,偶尔作些长啸,如我们看到的兽。弱者都是群居着,所以有芸芸众生。——贾平凹《孤独地走向未来》

〖Seven〗、假使有人说他爱我,我并不会多一丝欢欣,除非他的爱可以折现。假使有人说他恨我,我不会担心,太阳明日还是照样升起来,花儿不是照样地开,恨我的人可以把他们自己的心吃掉,谁管他。——亦舒《喜宝》

〖Eight〗、从现在起,我开始谨慎地选取我的生活,我不再轻易让自己迷失在各种诱惑里。我心中已经听到来自远方的呼唤,再不需要回过头去关心身后的种种是非与议论。我已无暇顾及过去,我要向前走。——米兰·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

〖Nine〗、不起疑心,没有贪念。记得即刻惜取,比较好转眼就忘。这便是直指尽头。——安妮《眠空》——梁文道

〖Ten〗、你能否做到——胆大而不急躁,迅速而不轻佻,爱动而不粗浮,服从上司而不阿谀奉承,身居职守而不刚愎自用,胜而不骄,喜功而不自炫,自重而不自傲,豪爽而不欺人,刚强而不迂腐,活泼而不轻浮,直爽而不幼稚。——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

徘徊在生与死间,踌躇于明与暗间,有人选取生,也有人选取死,有人选取明,也有人选取暗……真正源于人类内心深处的一缕精神血脉,却选取永恒。

站在历史的海岸漫溯那一道道历史沟渠:楚大夫沉吟泽畔,九死不悔;魏武帝扬鞭东指壮心不已;陶渊明悠然南山,饮酒采菊……他们选取了永恒——纵然谄媚污蔑蒙蔽视听,也不随其流扬其波是执着的选取,纵然马革裹尸魂归关西,也要扬声边塞尽扫狼烟,这是豪壮的选取;纵然一身清苦终日难饱,也愿怡然自乐、躬耕陇亩,这是高雅的选取……在一番番选取中,帝王将相成其盖世伟业,贤士迁客成其千古文章。

我们用友谊写—本书,—本厚厚地书。

在书里:友谊如珍珠,我们共同穿缀,联成—串串璀璨地项链;友谊如彩绸,我们共同剪裁缝制成—件件绚丽地衣衫;友谊如花种,我们共同播撒,培育出—个个五彩地花坛;友谊如油彩,我们共同调色,描绘出—幅幅美丽地图画。

友谊要用真诚去播种,要用理解去护理,要用热情去浇灌。

友谊之火温暖了朋友受伤地心,照亮了迷途者前进地方向,驱散了孤独者心中地阴云,点燃了失败者新地希望。

人类的感情丰富,或憎或爱,或欣喜或悲伤,有丝丝的愉悦,也有淡淡的忧伤。

于是,伴随感情而获得的认识总会绚丽多彩,但这正是人类所需要的。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卷帘人与李清照的认识为何悬殊,我想,应该归结为两人的经历、身份以及感情的把握不同。

也正是由于这样的悬殊,才得以造就伟大的词人。

人类需要认知,认知是人类进步的源泉,但人类也是感情动物,认知的过程也包含感情的表达。

源于人心灵的精神血脉需要充满感情的认知!

[Two]、求贾平凹或者史铁生的语言特色

史铁生:语言质朴,简洁,却用意很深。

以浅显的文字打动读者。——请看《我与地坛》语言鉴赏

作者的语言特色显而易见,无论是叙事写人还是绘景状物,无论是描摹心态还是抒发感悟,语言的表现力都是很强的,语言的运用在平缓沉般中,还往往透出睿智与机敏。

(1)隽永而富有哲理的语言。比如:“地坛离我家很近。或者说我家离地坛很近。”“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这些诗一样的语言,给人启迪,令人回味无穷。

(2)新鲜而奇崛的语言。史铁生在写作中体现出了在语言运用上的创新精神。作者创新地使用了拟人、移用和转换词序等手法,写出了许多鲜活的句子。如“四百多年里,它剥蚀了古殿檐头浮夸的琉璃,淡褪了门壁上炫耀的朱红,坍圮了一段段高墙,又散落了玉砌雕栏……”,这些句子对动词的特殊使用,写出了地坛的沧桑变化和破败相,淡化了地坛当年富丽的面貌,却突出了其现在剥蚀、淡褪、坍圮、散落的情状,而荒园的破败又烘托了落魄者的精神状态。

贾平凹是追求“有自己声音”的作家。新时期伊始,文学界普遍还在“救救孩子”的呼喊中抚摸伤痛、控诉罪恶时,贾平凹却以一个山地青年天真的眼睛发现了爱和美。他的《满月儿》、《果林里》宛如林中月下吹奏着一支清新动人的柳笛,因而引起评论界的注意。发表于1978年5月《文艺报》上的《生活之路:读贾平凹的短篇小说》是最早一篇研究贾平凹小说的评论文章。老诗人邹获帆以诗人特有的敏感,最早发现了这颗文坛新星的光芒。从贾平凹的近30篇小说里,他欣喜地嗅到了一种新鲜、别样的气息。他认为作品的语言、描写、人物“都是有生活气的、生动的”。同时也诚恳地指出了艺术表现过于单纯的问题。这篇评论虽然还只是一种简单的印象介绍,还有点意识形态批评的痕迹,但诗人以自己敏锐的艺术良知,已开始触摸到研究对象的核心,比较准确地把握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质。更深一层看,新时期的思想解放之风无形中垫高了研究的起点,它标示着学术研究“解冻”的春天已经到来。此后,更能代表这一时期批评观念与水平的是王愚、肖云儒的《生活美的追求——贾平凹创作漫评》(载《文艺报》1981年第12期)与丁帆的《论贾平凹作品的描写艺术》(载《文学评论》1980年第4期)。两文基本上是邹文思路的延伸,对贾平凹小说早期艺术风格的探讨与开掘更为深入、细微和具体。王、肖的文章更明确地指出贾平凹的特色在于“着重表现生活美和普通人的心灵美,提炼诗的意境”。肯定作家在极左论调盛行时能逆风而行,“开了一个好的头”。丁文则从艺术手法的具体视角分析阐释了贾平凹小说的诗美特质。此外,费炳勋、胡采、阎纲等人也纷纷著文,对贾平凹的才华与成绩给予了肯定的评价。总的说来,这一阶段的研究多为宏观定性的评论,对青年作家在创作中的成就与问题都给予了较中肯的评价;开始注意整体研究,但仍限于传统的主题与技巧分析,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水平也多停留在印象介绍之类的感性表层上,理论上阐释不足。

继《山地笔记》之后,贾平凹的一些探索性作品如《鬼城》、《二月杏》等在1982-1983年引起争鸣,1984年关注改革的商州系列又引起评论界的积极反响。但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并无明显突破,基本上停留在一种徘徊、蕴积的阶段。这一阶段研究的特点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大量的评论文章出现。共计70多篇,但质的突破尚未形成,研究基本上积滞在过去的层面上徘徊不前。其次,评论多限于个案分析,缺乏整体把握和宏观视野。不过,《延河》、《当代文艺思潮》等单位召开的作品讨论会,对贾平凹这一时期的创作做了及时的回顾与总结。虽然意见零散、见解不一,但良好的学术氛围、认真求实的科学态度是值得充分肯定的。最后,或毁或誉,该阶段研究呈现出一种不稳定、曲线发展的形态。从全盘否定到完全肯定,这固然有创作自身的原因,但同时也暴露出此时研究一个很大的局限与问题:偏重文学与社会、政治等外部联系,相对忽视文学自身内部规律的研究,仍然存在着一种“泛意识形态化”倾向。传统的社会历史批评作为一种科学世界观指导下的方法论,自然有其积极意义的一面,但在极左思潮的蛊惑下,又常常带有庸俗社会学的阴影。尤其是1982-1983年的贾平凹小说研究,“左”的思维惯性还在文艺研究的无意识深层滑行。文学作为一门艺术的科学,它有着自己独特的审美个性与品质。以一种模式简单切割与解剖文学的丰富性,不仅限制了研究者的思维空间,也无疑是对文学粗暴的施虐。对《二月杏》、《鬼城》等小说的批判就明显存在着简单化倾向。这些以忧郁的眼光看取现实人生的探索性作品,力图在“文革”的背景上探求人性的复杂性、矛盾性,是作家对人的一种反思与关注。遗憾的是,研究者的重心过多地放在要求作家贴近现实、强调文艺的认识作用和社会作用上,作品的审美取向等问题因而并未放在文学的范畴内深入讨论,有的评论甚至直接引用政论来做批判的工具。结合当时的历史语境,我们没有理由指责这些批评家崇高的责任感、使命感,但对于一门学科的研究来说,这些教训又不能不让人深思。相对来说,1984年的研究有所改观。虽然还限于某一个侧面的微观研究,但在理论深度上有了一定的拓进。如季红真的《平波水面、狂澜深藏》(载《十月》1984年第5期)等文对贾平凹改革小说文本世界作了深入、细密的挖掘,具有一定的代表性。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研究在量上有明显增长,但尚未有多大突破,理论视野还相对封闭狭隘,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1985年是贾平凹创作颇丰的一年。同时,思想解放与改革开放的良好环境也使文艺研究的观念热、方法热渐成高潮。西方文艺思潮的大量输入与引鉴,各种自然学科、人文学科的交叉与整合,都促进了研究理论方法的更新、主体思维空间的开阔。开放的时代环境给文艺研究注入了活力,提供了相对自由的言说空间。80年代中期以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越过浅滩,走向拓展与深化的崭新时期。

首先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回顾性、反思性、重读性的论文出现。这些论文都力图通过对作家创作道路的回顾,从整体上重新认识、把握贾平凹艺术追求的内在规律。刘建军的《贾平凹小说散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直接抓住了贾平凹小说的艺术内核,认为其动人之处“在于真切动人的主观抒情性”。该文还初步探讨了作家的文化渊源与诗人气质形成的内在原因。文中指出,贾平凹的小说“从我国传统小说中吸取养料,受过一些当代作家如孙犁等人的影响”,特殊的生活环境造成了作家孤独、内向、好幻想的个人气质。“是新时期造就了作家贾平凹。”这些高度概括性的论断虽然还远未深入,但其富有启发性的论点与全方位的统摄观照对后来的研究不无借鉴和影响。贾平凹在文坛素有“鬼才”、“怪才”之称,其鬼气、怪味何在?这一时期的研究开始摆脱了过去单一的文本研究,注意从创作主体自身出发来寻根探谜。费炳勋的《论贾平凹》(载《当代作家评论》1985年第1期)和刘建军的《贾平凹论》(载《文学评论》1985年第3期)是最早的两篇作家论。二文都侧重于作家主体人格、文化气质与创作关系的研究和分析,而费文尤为透彻。它已突破了人生回顾之类的简单描摹,深入到人格心理等复杂层面的剖析。费炳勋此后的《贾平凹与中国古代文化及美学》(载《文学家》1986年第1期)一文又从作家独特不群的艺术个性出发,敏锐地发现了作家对传统文化的自觉承继与传统文化美学对作家艺术思维、禀性的深厚滋养。美中不足的是,该文的“发现”没有顺此深入下去,论证也显单薄。

在中国文学这个大的互联网络里,被称为文坛“独行侠”的贾平凹也不可能是一个孤立静止的单点。比较视角的引入是这一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的一个突出的现象。雷达的《模式与活力:贾平凹之谜》(载《读书》1986年第7期)在将贾平凹与另一位西北作家张贤亮的对位比较中,发现了他们创作动力与模式的共同倾向。这就是“女性崇拜”与“爱——情爱和性爱”的轴心模式。李振声与梅蕙兰的两篇比较论相映成趣。二者都注意到贾平凹与李杭育彼此参照的可能性,但前者重在指出二人文化矛盾心态的相同,后者则注意求异,在多层次的比较中凸现出他们各自鲜明的艺术风格与追求。樊星的《民族精魂之光——汪曾祺、贾平凹比较论》(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6期)着重从文化思潮的层面“探讨当代作家走向传统文化的文学意义”。该文的优长在于视野的宏阔和开放,与条分缕析的文本细读形成明显区别。这些比较论虽然还多停留在表层,还只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但他们敢于打破以往封闭格局的束缚与囿限,其功是不可没的。

贾平凹这个时期以商州系列显示了他的实绩,他确乎“吃到了天国的糖果”。批评界有关商州系列小说研究的大小论文近一百篇,而且在质的方面也有明显的突破。表现在:(1)多角度、多侧面、多方位的文学本体研究向细度、精度、深度迈进。有的论者看到了小说中的“现代意识”,有的注意到了小说结构章法“散文化”,有的则体察到了作家理性意识与文化超越的矛盾……文化学、伦理学、心理学等角度、命题的发现与深入,打开了一个多声部的宏大格局。(2)《浮躁》研究热让人瞩目。对这部小说的评论、研究从1987年一直延续到1989年,形成了一个不小的高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许多论文所坚持的社会历史批评,已经摆脱了过去简单化、教条化的倾向,在广泛吸纳文化学、心理学等研究成果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和深度。如董子竹的《成功地解剖特定时代的民族心态:贾平凹〈浮躁〉得失谈》(载《小说评论》1987年第6期)对“失重期景观”背后的历史文化透视,刘火的《金狗论——兼论贾平凹的创作心态》(载《当代作家评论》1989年第4期)用典型论对农民文化心态的双向剖析等。这些论文标示了80年代后期研究的一个新高度。

总之,80年代后期的研究既注意从宏观上整体把握,微观研究也有所精进;开始注重主体人格、文化心理的研究,基本上摆脱了早期贴标签式的定性概括;研究方法、理论的更新,使研究格局有所扩大;作家创作与研究形成了相互推进的良好的互动格局。

90年代,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开始从对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层面的关注转入生命本体层面的思考与探求。小说研究也在80年代后期蓬勃发展的基础上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全面拓展与深化的新时期。时代、创作与研究自身规律性的发展是推动小说研究走向纵深的三个决定性因素。

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首先表现在几部研究专著的出现。孙见喜的《贾平凹之谜》以生动的小说笔法结构文章,可读性、普及性很强。虽论见不多,但不啻是打开贾平凹神秘世界的一扇窗户。他此后的《鬼才贾平凹》,洋洋洒洒两大部,详致传情的书写更贴近传主的人生情感世界。作为贾平凹的乡党和挚友,作者在书中“披露了大量鲜为人知的故事”,丰富、完备的史料性因而是该著最大的特色。另外,该书附录的作家工作年表、著作目录、资料索引与文献,给贾平凹小说研究提供了一条便捷之径。相较而言,费炳勋的《贾平凹论》少传记味而更富学理性。该书是作者多年来追踪研究贾平凹的一个评论集,也是对贾平凹研究工作的一个总结。作者在理论资源与方法运作方面不注重求新求异,但论证扎实,剖析深微,显示了该书厚重的学术品格。

其次,几部文学史、专题史的出现,使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具有了“史”的地位和意义。王庆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鲁原等人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史纲》、金汉等人主编的《新编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分别在当代文学史的背景上对贾平凹小说的艺术特色、美学精神、文化意味、思潮影响作了充分的评价和阐析。王一川的《中国形象诗学》在神话形象与家族形象两章里分专节对贾平凹的小说作了抽样分析。现代叙事学理论的运用,是方法的创新,也是思想的创新,作者由此发现了以往未曾注意的、隐含于文本表层下的丰富的潜文化话语。

最后,贾平凹小说研究已开始纳入文化学、美学的范畴。侧重于美学风貌、主体人格、文化意蕴的微观细部研究在本时期趋于成熟;宏观研究与整体把握也力图据有史家眼光和理论高度;一批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的优秀论文出现。对贾平凹小说美学精神与审美个性的观照与把握在90年代的研究中日趋自觉和深刻。韩鲁华的《审美方式、观照、表达与叙述》(载《当代作家评论》1990年第2期)从审美观照、表现方式、叙述方式三个方面切入研究,对贾平凹小说的美学风格做了比较恰切的分析与评说。阎建斌的的《月亮符号、女神崇拜与文化代码》(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从小说本文中的月亮、女神符号发现了作家“创作个性与深层密码的泄露”。该文所运用的神话原型批评不能说是很确当,但不无探索性意义。李星的《东方和世界:寻找自己的位置》(载《文艺争鸣》1991年第6期)从艺术思维着眼,蹊径独辟。他指出,“感应式”的东方思维方式构成了贾平凹独特的“这一个”。文中高度肯定了作家的美学追求,认为他表现出了“东方作家的大气魄、大志向”。费炳勋的《生命审美化——对贾平凹人格气质的一种分析》(载《当代作家评论》1992年第2期)与吴进的《贾平凹创作心态透析》(载《陕西师大学报》1991年第11期)进一步分析了作家文化心理、生命意识的形成对创作精神的影响。两文以其敏锐的透视力给我们打开了作家文本世界与心灵世界神秘的黑箱。不同的是,费文指出作家神秘人格的核心在于“生命审美化”,吴文则强调了“现实与超越、自卑与自傲交织的心态”对作家创作发展的动力性作用。贾平凹在创作中一直寻求“东方的味”、“民族的味”,他笔下的商州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为文化意念、民族心理的载体与符号。因而,这一时期的论者多注意从文化学的角度去研究贾平凹的小说创作现象。樊星的《贾平凹:走向神秘——兼论当代志怪》(载《文学评论》1992年第5期)敏锐地指出了小说在魔幻色彩掩盖下的“民族文化心理与人生哲理”。王仲生在《东方文化和贾平凹的意象世界》(载《当代文坛》1993年第2期)一文中从生命意识的角度考察了作家小说中“浓郁的东方文化底蕴”。他由此认为,“在现代意识的契合点上”,作家“已经找到了东文文学与世界文学交流、对话的可能性”。立论的眼界颇高。此外,有些论文还对贾平凹小说的地域色彩、文化心态、民性意识、匪行心理做了不同角度的阐发与探讨。比较视角的深入也拓展了此类研究的空间。赵学勇的《乡下人的文化意识和审美追求——沈从文与贾平凹创作心理比较》(载《小说评论》1994年第4期)、李咏吟的《莫言与贾平凹的原始故乡》(载《小说评论》1995年第3期)、黄嗣的《贾平凹与川端康成创作心态的相关比较》(载《湖北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等文在横向比较中分别阐发了贾平凹小说中的审美意识、月神精神、神宗文道等新的文化涵念。从传统文化的羊皮书上颇得灵气的胡河清则在《贾平凹论》[2](P38-52)一文中具体剖析了道家文化对作家人格文风隐秘的影响。其文虽然流于玄虚,但别具一格的批评观念与思维方式令人耳目一新,对过于西化的当代文学批评不无镜鉴作用。一个作家的创作一旦形成风格,在标志着其创作走向成熟的同时,又容易产生模式化的危险。江开勇的《定势:起步的基础与超越的负累》(载《当代作家评论》1991年第1期)道破了这层隐忧。他在对作家小说创作中出现的定势情形及内因作了系统剖析之后,进而指出:“建立开放的思维体系,才能超越自己。”也许作家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贾平凹这个不安分的艺术精灵在90年代开始有意将视野转向都市,一部《废都》也由此引发出一段毁誉不[One]、纷纷扬扬的文坛公案。

马克思说:“真理是由争论确立的。”作为学术研究,情绪化的泄愤和保持缄默、冷冻的态度都不利于探求真理、认识真理。“《废都》一出,骂声四起。”在当时激烈的批评中,确实不乏真识灼见。如吴亮、张法、易毅等人对小说中的旧文人气、失度的性描写、颓废情绪提出了诚恳的批评。有点可惜的是,当时批评的基调是“理性的激情”而不是“激情的理性”,热情的膨胀遮蔽了理性的分析,批判指责多于思考发现。在偏执于文学的道德使命时,小说自身丰富的审美价值、复杂多义的文化蕴含被研究者的主导意识所疏略与悬置。有鉴于此,《小说评论》在三年后组织专家对《废都》做了认真反思、重新评价。几年的时间距离使批评家、研究者们能以比较理性的眼光和从容的姿态重新看待、思考这一问题。旷新年的《从〈废都〉到〈白夜〉》(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1期)从知识分子人文心态与文化意义的角度出发,精辟地指出“这是文化英雄们自恋与自虐的‘天鹅绝唱’”。许明的《研究知识分子文化的严肃文本》、党圣元的《说不尽的废都》都在这一意义上发表了各自的看法。党文还对以往有失公允的批评逻辑作了有力的反拨。但是,某些“反思与重建”还不能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思维的陷阱。在批判对方过于简单化的同时,自己也走向了同一个极端。随后,赖大仁的《创作与批评的观念——兼谈〈废都〉及其评论》(载《小说评论》1996年第4期)从文学观念的理论高度对《废都》的创作及批评作了全面的总结与清算。该文从《废都》自身寻找被“误读”的原因,对最近有些矫枉过正的反思性评论也做了有意的救正与补偏。这篇论文是贾平凹小说研究开始从短暂的沉寂中浮出水面、从浮躁中走向成熟的一面鲜明的标帜。

《废都》之后,倔强的贾平凹并未消沉下去。《白夜》、《土门》、《高老庄》、《怀念狼》是他在生活的泥淖中开绽出来的又一朵朵灿烂的莲花。作家蓬勃旺盛的创作生命力,也给贾平凹小说研究带来了不竭的动力和光明的前景。90年代后期,贾平凹的小说创作与小说研究都跃出低谷,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尤其是《高老庄》,在1999年成为当代文学研究的焦点与热点。《小说评论》、《当代作家评论》为此还专门开辟了评论专辑,收录了十几篇研究文章。这一时期的研究不仅深入透析了贾平凹小说中纠合的复杂的文化冲突、精神返乡、民族历史与艺术合题等问题,而且注意把研究对象置入整体的系统中考察其优劣得失,显示出一种开阔的眼光与超越的气度。如果说,此前的研究表现出一种青春期的探索热情因而也带来一种浮躁气的话,这一时期的研究则显示出中年期理性的成熟、深刻与沉稳。肖云儒的《贾平凹长篇系列中的〈高老庄〉》(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2期)、张志中的《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载《当代作家评论》1999年第5期)等文代表了这一时期的研究实绩与高度。

纵观前后三个时期,贾平凹小说研究在起伏波动中不断向前推进和延伸。早期零散、随笔式的印象感悟走向了整体化、系统化的理论研究,研究思维、视野从闭锁走向了开放,研究格局也从单一化、静态化、平面化走向了多维化、动态化、立体化。从横向上看,贾平凹是新时期作家研究文章超过百万字极少数中的一个。有的研究者称贾平凹“在当代文学研究中,几成显学,”[3]因而应该说不算虚词。总之,贾平凹小说研究的成绩是很显然的。无庸讳言,其中也暴露出了不少问题。

恩格斯指出:“在时代条件下进行再认识……这些条件达到什么程度,认识就达到什么程度。”在科学的研究和求索中,永远没有终点,只有在反复的认识中不断向完美逼近。当前,贾平凹小说研究还存在着许多问题与障碍。[One]、贾平凹的创作还在继续发展,它造成了研究所必要的时间距离的缺失,因而难以使研究主体从一个高度进行整体把握,无法把史与论结合起来。这就要求研究者积极拓展思维空间,把研究对象放到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上进行观照与把握。从1973年以来就一直笔耕不缀的贾平凹与新时期各个阶段文学的发展有着必然的、不可忽视的联系。但近来具有史家眼光又有理论深度的系统研究尚未出现。1973年到1978年这段丑小鸭时期的小说研究至今也还是一个有待注意的盲区。比较视角虽然引入,但近来还多是一对一的平行研究。贾平凹创作的渊源极为博杂,如老庄禅道、笔记志怪,如孙犁、沈从文、海明威、川端康成、西方现代派……但影响研究近来还远未深入,尤其是“总的影响”研究还是一个空白。[Two]、大大小小的争鸣风波说明了研究对象是一个很复杂的存在。研究对象的这种复杂性客观上也给研究造成了一定的难度。这位“以自己的声音说话”的作家独特的艺术追求,常常使他不可避免地陷入争鸣涡流的中心。对他的文化姿态与书写行为以及相应的争议如何在学理的高度上反思、评价与认识,也是一个亟待深入的难题。[Three]、研究方法、理论视角在不断更新,但许多批评似乎停留在一种“器具套用”的阶段,如何使研究方法与对象做到一种深层融汇和沟通,切实抓住研究对象的本质,也是拓展、深化贾平凹小说研究应该注意的一个现实问题。

[1]鲁迅.且介亭杂文·序言[A].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胡河清.灵地的缅想[M].上海:学林出版社,1994.

[3]张志中.贾平凹创作中的几个矛盾[J].当代作家评论,19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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